“生死场”：为“红杏出墙”作辩护

文学中的话语立场问题，这是一个太大太泛的题目，根本不适合作博士论文。“蒙古包”说，他只找准其中的某一个“点”。但围绕这个“点”的却是无数的“线”和“面”的织，甚至“立体”的背景知识，因此，要看的书，作的笔记特别多。

有一回，“蒙古包”在给桂妞的信中谈到萧红的《生死场》，说主公王婆在一无所有中升起一种求生的欲望，开始了最原始的反抗：她的亲生儿子因参加“红胡子”被官府杀掉，她要儿去“报仇”。

“谁杀死哥哥，你要杀死谁！”——“蒙古包”对这种冤冤相报的传统中国文化有过诸多的剖析，并将它与西方基督文化中的“原谅文化”进行了对比，桂妞觉得很有意思。

在“蒙古包”极力鼓掇下，桂妞也将《生死场》认真地读了一遍，当她读到一字不识的王婆竟说出了“革命就不怕死……比当本狗的隶活着强多哪”的话时，桂妞感叹不已。

当时，桂妞觉得王浩对她就像“本狗”对“中国隶”一样，因此，她也应该像王婆那样“不怕死”地去“革命”。

“蒙古包”这种有意无意的鼓励恰恰暗合了桂妞的复杂心理，让她为自己的“红杏出墙”找到了辩护力量。

“手中的灯罩她时刻不能忘记。”鲁迅在给萧红作序时特地说到，“至于老王婆，我却不觉得怎么鬼气，这样的物，南方的乡下也常有的。”

桂妞想：这样的“灯罩”不但是为了照，也是为了自照。照清周围的黑暗，照出自己的灵魂。因此，连鲁迅先生都不觉得老王婆有什么“鬼气”呢——“我有什么可怕的？”

特别是桂妞读到在李青山组织举事的宣誓大会上，寡们齐声高呼：“是呀！千刀万剐也愿意！”

这声音好像就在桂妞的耳边——这不正是自己那种“就吧，疯就疯吧，死就死吧”的激呐喊吗？

也许，这正是桂妞的“湖南之行”或“洒湘江”的内在动力？ < hr="/n/-hp19p19h2pVJy9rV1PQ21010YNVpnRqNHVHUHnp1V9.h">< =